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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世同堂》的當代文化意義
老舍的巨著《四世同堂》，選擇日常生活的視角來描寫北京淪陷期間的平民百姓，從中表現(xiàn)出老舍對國民性問題和東亞問題的與眾不同的思索。這部小說取得的現(xiàn)實主義成就是巨大的，具有深刻的當代文化意義。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《四世同堂》的當代文化意義，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。
《四世同堂》是老舍的代表作，其中由《惶惑》、《偷生》、《饑荒》組成，小說描寫了抗日戰(zhàn)爭背景下北平的小胡同里，揭露出了日寇和漢奸的丑惡行徑，這部小說取得的現(xiàn)實主義成就是巨大的，具有深刻的當代文化意義。
一、《四世同堂》中對于國民性的批判
《四世同堂》之所以選擇北京淪陷期作為描述北京，是由于作者是從文化視覺來分析問題，并非從政治視覺出發(fā)，早描述抗戰(zhàn)文學作品時，大部分的作家都會將重點描述在武裝斗爭的描述上。但是，老舍并不同于這些作家，他時時刻刻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思考問題、分析問題，在他看來，他自己就是一個平平常常的老百姓，對于武裝斗爭，他并沒有顯著的立場，而是模糊的感到，如果沒有武裝斗爭的話，中國可能是不會滅亡的。
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老舍對于國民性也持批判性態(tài)度，但是他的態(tài)度與“五四”時期的作家又有不同，他并非想改造舊中國，在《四世同堂》中，祁老太爺?shù)脑竿]有錯，但是日本人卻不會管，在千百年之間，日本與我國的規(guī)矩并無顯著差異，但是后來卻將英美的壞處發(fā)揮到了極致。在老舍的眼中，國民性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，對此他不是絕對的批判，而是帶有情感的描述，他僅僅提出了問題，并未提出解決方法。
二、老舍對于傳統(tǒng)文化的現(xiàn)代自覺
《四世同堂》中最可貴的地方就是可以在平和的狀態(tài)中呈現(xiàn)出積極向上的正面能量，一直以來，學術界對于《四世同堂》的評價都不高，之所以這樣，是由于其中沒有描述武裝斗爭，不符合革命標準，且其中有因果報應的思想，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不符。實際上，在老舍描述的小羊圈胡同中，充滿著正面的力量，他們干正事、有正氣，這可以從中看到老舍的“反時髦”個性，他尊重俗理，刻畫的人物也非常接地氣，可以將自己的人生觀察與心理描寫結合起來，吸收了歐洲現(xiàn)實主義的表達技巧，文筆細膩，可以將微笑的細節(jié)與歷史結合起來。
老舍在《四世同堂》中，為廣大的讀者指明的真理，引導讀者進行深入的思考，“四世同堂”的愿景是美好的，這不僅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家族親情要求，也是一個家庭是否幸福的標志。老舍之所以在《四世同堂》中設置“祁家”，一方面按時他們是“旗人”，也代表了作者的民族情感，蘊含著儒家思想中的“齊家”。
三、中華民族抵御外敵侵略的勇氣
老舍是貧苦家庭出身，既接受過西方文化的洗禮，由是典型的中國傳統(tǒng)文人，老舍認為，文化有著強大的生命力，在他生活的時代，中華民族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，《四世同堂》描寫的也是當時東亞文化的問題，這部小說用蒼涼的結尾結束，正是由于外敵的侵略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太多的傷害，在《四世同堂》中，老舍為我們塑造出了丁約翰這個人物形象，他曾經(jīng)在“英國府”內做事，可以時常帶點洋點心和洋酒，因此，他覺得自己身份高人一等。太平洋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后，英國日本成了敵人，丁約翰也丟了差事，祁瑞宣給他講天下大事，中國和英國同為反法西斯的同盟國，要一起打敗德意日。丁約翰為自己以后還可能回到英國府當仆人，而感到了生活的希望。抗戰(zhàn)勝利后，他的第一反應就是趕快跑向英國府，丁約翰頗能代表一部分中國人，他們心里已經(jīng)被打傷，看不起自己了，認為主子是外國人。他們并不是壞人，內心卻完全被殖民了，丁約翰不是漢奸，也不是二鬼子他是一個骨子里受傷的中國人。
好的世界應該承認有強弱的不同，再公平處理彼此之間的關系。這是人類文明，有別于叢林法則，講究平衡。像四世同堂小羊圈胡同的文化生態(tài)，雖然各家過日子方式不同，有雅俗強弱之別，但是應當和諧共處，是暴力把和諧局面打破了。時至今日，中國人尤其應該明白，人間正道不是殘酷競爭。好好過日子才是人間正道，這才是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的力量，而真正的仁義道德，與有無文憑或識字與否無關。小崔和長順這樣不識字的人，身上都有儒家文化，知道應該怎么做人。而冠曉荷這樣，不好好過日子、總想不勞而獲、總搞歪門邪道的人，雖然起初沒有當漢奸，但時間長了就可能不由自主地淪為漢奸。
四、結語
總之，老舍的《四世同堂》以救亡為主題，全釋了使民族處于危難之際的社會根源，作者把“啟蒙”與“救亡”中國最杰出現(xiàn)代思想?yún)f(xié)調起來，及大的推動了中國革命現(xiàn)實主義發(fā)展，同時更深遠的揭示了文化的保守與精神的落后桎弱，更是一個民族處于弱勢的根源。
創(chuàng)作背景
《四世同堂》的創(chuàng)作開始于1944年。老舍對于小說的創(chuàng)作準備則開始于1941年，此時正是北平淪陷的第五個年頭，抗日戰(zhàn)爭進入了戰(zhàn)略相持階段，文學在全民抗敵、同仇敵愾的情勢下，表現(xiàn)出統(tǒng)一的步調和普遍高昂的愛國情緒，老舍在這樣的環(huán)境下萌發(fā)了創(chuàng)作一篇關于抗戰(zhàn)題材的小說的想法，但是苦于缺乏合適的題材故而一度擱置。直到1944年，抗戰(zhàn)進入反攻階段，老舍從夫人的經(jīng)歷中想到了一個完整的小說框架，于是開始在陪都重慶書寫這部小說。小說的寫作延續(xù)了4年，其間經(jīng)歷了抗戰(zhàn)勝利以及作者被邀出國講學，直至1948年，老舍才在美國完成了這部達百萬言的長篇巨制。
文學手法
老舍是中國現(xiàn)代文學史上公認的文化批判的高手，在《四世同堂》這部不朽的文學作品中，作者透過小人物看抗日戰(zhàn)爭，透過戰(zhàn)爭思考民族文化，從而對民族文化作出理性的批判和繼承。在表現(xiàn)“宏大主題”---戰(zhàn)爭的殘酷、戰(zhàn)爭對人類文明和生活的摧殘、民族命運的顛沛沉浮、民族精神時老舍對敘事內容作了微觀化的處理，收到了藝術化的效果。
在《四世同堂》中，宏大主題的微觀化處理手法，主要表現(xiàn)在兩個方面，一是對北平市民生活的凸顯。《四世同堂》畫面廣闊，表現(xiàn)的時代是長達八年的抗日戰(zhàn)爭，反映的主題是戰(zhàn)爭對民族文化的考驗和揚棄，描寫的內容是小羊圈胡同市民生活的顛跛沉浮，市民生活在題材上得到了凸顯。
《四世同堂》的描寫對象涉及的主要家庭有七八個，主要人物有幾十個，囊括了老派市民、新派市民、洋派市民和城市貧民等各類形象，涉及五行八作、三教九流的眾多角色。在作品中，凸顯的是每個人的成長歷史、情感歷史和生活歷史，這一個個歷史正式被“支離”的民族歷史。這一個個小人物的歷史，還包括瑞宣由彷徨到奮斗的歷史，城市貧民劉棚匠、孫七、小崔們的人生歷史等。透過一個個小人物的生活和生存來展現(xiàn)歷史事件是作品表現(xiàn)戰(zhàn)爭的獨到之處，收到了用微觀化、藝術化的手法展現(xiàn)戰(zhàn)爭這個宏大主題的效果。
《四世同堂》對“宏大主題”的微觀化處理的另一個方面是對歷史和戰(zhàn)爭的虛化處理。在《四世同堂》中，戰(zhàn)爭只是表現(xiàn)主題的背景和底色。文章以時間為序，以“七七事變”為開端時間，以抗戰(zhàn)勝利為結尾時間，記述了一個個真實的歷史事件，如七七事變，淞滬會戰(zhàn)、太原會戰(zhàn)、臺兒莊大捷、汪政府建立、偷襲珍珠港事件、日本投降等等。但作者在表現(xiàn)這些歷史事件時，不是直接描寫事件的發(fā)生、發(fā)展、曲折和高潮，而是透過人物的眼睛、活動、所見所聞和思想來描寫，將人性放置在戰(zhàn)爭這樣的特殊環(huán)境中加以觀照，從而使《四世同堂》達到了一種超越歷史眼光和政治意義的審美力量和人性力量。在這里戰(zhàn)爭不是按照編年、紀傳等方式的客觀描述，也不是為了給統(tǒng)治階級的政治生活有所裨益，而是從文學、文化的角度對歷史進行認識和剖析，從人的生存需要出發(fā)反思戰(zhàn)爭。將戰(zhàn)爭作為背景和底色是《四世同堂》消解歷史這個宏大主題的重要方式，在反映歷史事件時，作者避開了慘烈的戰(zhàn)爭場面、正面戰(zhàn)場的描寫，而是營造一種戰(zhàn)爭帶來的凝重、窒悶的氛圍和背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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